从毛泽东民主观看执政党危机:
任世泽/毛泽东民主观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两个方面。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的结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关于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
民主集中制是既有民主也有集中，集中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主要是少数服从多数，集中是领袖根据客观实际、未来的方向和民主的情况，通盘考虑，对决策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民主观的条件：一是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塑造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价值观，也就是保证个人大公无私，保证干部公而忘私；二是强调实事求是，主要就是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反对没有事实根据、夸大或隐瞒事实的人有发言权和决策权，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三是平等意识和反权威意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执政党要处于人民监督之下。
执政党已经有六十年的执政历史，前后两个三十年实践的分道扬镳和相互否定，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执政党也就不可避免的面临着理论难以自圆其说，执政党也就不可避免的面临着社会现实的严峻挑战。失去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否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内在属性，执政党面临着自我异化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执政党面临三大危机
执政党面临自我异化危机，执政党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逐步丧失理想信念，执政党已经完全沦落为争权夺利的组织堡垒；执政党已经产生了一个官僚特权阶级，追逐自身私利，并且继续滋生壮大，执政党与官僚特权阶级已经合二为一，不分彼此。改革开放30年，执政党自我异化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自我膨胀的速度远远超乎想象。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因此，从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依靠力量和奋斗目标来看，执政党已经背叛了所属的阶级，放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放弃就意味着背叛。这是执政党的自我异化，腐化变质的根本原因。
执政党面临着政治危机，主要表现在指导思想危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充斥着大量的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成分；政权合法性危机，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对立情绪激烈，过多地使用暴力镇压群众，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员腐化堕落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社会风气严重恶化；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指导思想的异变，从而导致执政党的阶级属性发生改变；执政危机，执政党权威受到挑战，组织被削弱、瓦解，执政资源逐渐流失，执政能力明显下降，社会动员能力和整合能力开始下降。
执政党面临着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社会基础危机，共产党先锋模范作用已经荡然无存，社会基础日趋薄弱，执政党的威信和凝聚力下降，党组织的控制能力减弱；社会治理危机，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中央，地方势力阳奉阴违和创造性解释、策略性消解、选择性执行，进一步导致中央政策偏离实际、难以贯彻执行，政策失效表明社会治理能力严重下降，社会治理成本又急剧上升；社会失序危机，社会组织和成员缺乏统一规范，权力边界混乱失序，合法非法行为严重扭曲，法律既不能保护合法，也不能限制非法。
三大危机导致的严峻现实：第一，理论基础丧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和理论，执政党丧失了信仰基础；第二，群众基础丧失，沦落为谋取自身私利的政党，与民争利，执政党背离了人民群众；第三，政权基础丧失，为论证改革开放的合法性以及执政党的合法性，无限延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执政党机会主义色彩浓重；（言而无信，不负责任，说一套做一套，犬儒主义，急功近利，盲目自大）第四，执政党依靠暴力和国家机器维持统治，拒绝人民监督，自我改正和纠错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人民已经失去耐心。
执政党危机的根源与出路
根源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阶级属性发生改变，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演变为非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从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变质为谋取自身特权和私利的官僚特权阶级政党。执政党腐化变质，蜕化为官僚特权阶级的党，必然拒绝群众监督。关于民主监督与致执政党腐化变质的关系问题，应当指出，民主监督是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的重要条件，是外因；执政党追逐自身私利，本身不作为，是执政党腐化变质的先决条件，是内因，是根本原因。
没有民主监督和有效制约，权力无限膨胀，执政党面临危机；为避免丧失合法性，执政党舍本逐末，拒绝监督，又加速了执政党腐化变质，从而导致更严重的执政合法性危机。执政党必须接受监督，包括民主党派监督和群众监督，才能长期拥有执政的合法性。民主，只有民主，才能帮助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律。
执政党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旗号的官僚资产阶级政党；中国的社会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了，而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无法演进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或者共产主义社会。执政党如果要继续指导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话，必须放弃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从官僚资产阶级政党回归到无产阶级政党，同时纠正现在一些错误的政策，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消灭官僚资产阶级及一切附属。而执政党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旗号，真正成为官僚特权阶级政党，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态和官僚体制服务，无限制地剥夺人民，无限制地指向未来，轻率地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来迎合现实，掩盖问题，拒绝监督，不改变现实，解决问题，接受监督，这样的结果无异于削足适履，刻舟求剑，中国将不得不再次面临改朝换代的严酷事实。
执政党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其选择决定着自己未来的命运，也决定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执政党要深刻认识到“官逼民反”的历史警钟已经敲响，要认识到历史治乱兴亡周期律的历史教训，第一，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重塑共产党；第二，借鉴毛泽东人民民主的经验，诉诸人民的民主监督防止共产党腐化堕落，脱离群众；第三，重新构建改革三十年年和共和国六十年年的历史坐标，确立方向，设定目标；第四，响应人民呼唤社会变革的要求，还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哈佛學者為蔣介石鳴不平,
http://news.sina.com 2009年05月13日 01:03 僑報
【僑報綜合報導】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陶涵最新出版的《蔣介石傳》，從全面的觀點著眼，對蔣介石給予了不少正面的歷史評價，迥異於過去西方及中國大陸的描述。他認為，蔣介石為台灣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甚至今天大陸的走向，也是蔣介石主張的方向。
陶涵說，他本來和大多數的西方人一樣，對蔣充滿負面觀感，諸如縱容貪腐、專制獨裁、丟掉大陸等等，大概唯一的正面觀感是蔣本人很清廉。隨著台灣、大陸、日、美、俄陸續有大量資料解禁，尤其是蔣的日記公開，使大家有機會更全面地了解、評價蔣。
陶涵：大陸今天走向是蔣的方向
台北《中國時報》13日報導，陶涵在書中指出，蔣是高度爭議性人物，處于列強欺凌、軍閥割據的時代，社會正處于新舊交替，經濟上則民不聊生。蔣“支持婦女權益、愛國、痛恨帝國主義，盡管他有好幾個孫輩有外國血統”。
在性格上，蔣缺乏魅力，不受同儕所喜，但有決心、勇氣，且清廉，故廣受歡迎；雖缺乏幽默感，脾氣壞，但很容易笑，且從日記看出他是虔誠的基督徒。
書中還透露，蔣知道自己很多舉措不當，也從來沒有為自己的專制鎮壓找藉口，但為某些作法感到痛心，顯示蔣不是冷酷無情之人，所以毛澤東也說蔣真誠、正直。
蔣：若我至死獨裁 不過與草木同朽
該書還對一些抗戰歷史進行考証，認為“中國軍隊戰死300萬人以上，至少有100萬死於營養不良或疫症，90%都是蔣的部隊”。
該書指出，退守台灣讓蔣終于有機會致力于建設，“在社會、經濟等方面為台灣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蔣如果地下有知，會為台灣今天的成功而欣慰。然而蔣最大的感觸，恐怕是中共政權不再高舉“階級斗爭”、“世界革命”，而是像胡錦濤主張的孔子思想、和諧社會。
有一段話，過去似未曾公開，見諸二戰時的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將軍本人所述。蔣曾告訴魏，“如果我至死還是獨裁者，不過與其它獨裁者一樣與草木同朽；可是如果我成功地為民主政府建立真正穩固的根基，我會永遠活在每個中國人的家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