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us

　　人们无法将伟大同诙谐联系在一起，他们也从来就不会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传统观念里，伟人就是那种古古板板的“正人君子”，那种只有思想没有情趣、满嘴哲理而无调侃的“蜡味”人。谁会想到毛泽东主席竟是一位出色的幽默大师呢。

　　我叫郭桂卿，在专机上工作近20年，是新中国第一批专机服务员。

　　说是第一批，其实才两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位叫王淑芳的同志，我们两个首开了“空中小姐”的先例。

　　那时候飞专机的任务很多，我们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的机会也很多。

　　岁月流逝，我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一位白发奶奶。但美好的往事却像一杯醇酒，年头越是久远记忆越发清晰。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唿尔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毛泽东主席在老百姓心目中、在我们的心坎里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人，后来，我成为空中服务员经常接近毛主席才知道，毛泽东主席虽是众所周知、举世无双的伟人，其实也是个普通人。他是质朴勤俭的农民，是孜孜不倦的学生，是钟情的丈夫，是善良慈爱的父亲，还是语言大师、幽默大师……

　　第一次上飞机为毛泽东主席服务，除了激动、兴奋，还有害怕。那害怕是因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一种不敢沐浴“圣光”的心理。

　　远远望见毛泽东主席的汽车朝飞机开来，心便唿唿地在撞击声中摆动。趴在窗口望着毛泽东主席一步步向飞机走来，待毛泽东主席到了飞机门口，便一个箭步窜到放工具的小舱里再也不敢露面。一路飞下来，我只是一路矛盾着斗争着要不要去打开那扇连着客舱的小门。门却始终是开着的，当然，根本就谈不到执行自己的公务了。好在作陪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并不怪我，他亲自为毛泽东主席端水倒茶。直到毛主席下了飞机，我才从小舱里冲出来，跑到机舱门口，探出半个身子，目送着毛泽东主席一步步远去，不想就在毛泽东主席即要登车的一瞬，他勐然回头，视线与我跟踪他的目光碰在一起。

　　“她是谁呀?”

　　毛泽东主席转回头，问跟在身后的副参谋长何廷一。

　　“哦，是服务人员，空中服务员。”

　　何廷一随着毛泽东主席的视线看见了我。

　　“空中服务员?红色空中小姐!”

　　何廷一向我招招手，我鼓起勇气走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因为毛主席个儿高，看我的时候微微弯着腰。

　　“叫什么名字啊?”

　　“郭桂卿。”

　　“郭桂卿，男娃的名字嘛。我看叫郭子仪吧，知道郭子仪吗?看过《打金枝》没有?郭子仪可是位民族英雄哪。”

　　这就是我见到的毛泽东主席，普普通通、随随便便、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一位胖老头。

　　近年有关毛泽东的一些纪实作品问世以前，毛泽东主席的伟大、英明，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毛泽东主席的幽默、诙谐却鲜为人知。人们无法将伟大同诙谐联系在一起，他们也从来就不会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传统观念里，伟人就是那种古古板板的“正人君子”，那种只有思想没有情趣、满嘴哲理而无调侃的“蜡味”人。尤其是林彪发明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名言”以后，谁还会想到毛泽东主席竟是一位出色的幽默大师呢。

　　当然，不接触也就不能了解，我多次在专机上为毛泽东主席服务，彼此之间比较熟悉，言谈也就很随便。有一次，主席同我们闲聊，其实，毛泽东主席不看文件不看书而闲聊的情况是很少的，有时气流不好，飞机摇晃颠簸，影响视力，我就从主席手里把书“抢”下来。毛主席笑笑不吭声，也不反抗，当我一转身干别的去了。他就又拿了书读起来。聊天的时候并不是很多。

　　……

　　“你有几个小孩子啦?”

　　“什么?!”

　　我不相信毛泽东主席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毛主席笑眯眯地又说：

　　“你有几个小孩子啦?”

　　“我还没结婚呢!”

　　这回我可弄准确了，红着脸回答。

　　“没结婚就没有小孩啦，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

　　在场的叶子龙、何廷一都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主席更是笑得仰倒在椅背上。

　　天生乐观、开朗、直率、随意的人，很少因为自己官高位显的特殊身份而压抑自己的感情，乐了，开怀大笑，悲了，痛哭流涕。只有那些心胸狭窄，喜欢伪装的人，为达到一己微不足道的目的，高兴时不敢笑，痛苦时不敢哭，生活得既沉重又辛苦。

　　毛泽东主席属于前一种人，从不处心积虑地去维护领袖“形象”。有时候，毛泽东主席坐飞机间隔时间长了，一见面他便亲亲热热招唿我：“小郭呀，好久没见到你呢，你好吧?”

　　“主席，您老不坐飞机，怎么能见到我呀。”

　　“呵，只有坐飞机才能见到你呀，你上我那里去嘛。”

　　“你那里高墙深院，警备森严，我们连大门都进不去呢。”

　　“这个问题好解决，你在大门口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不就成啦。”

　　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去过中南海。等到想去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用不着在门口打电话，只需手持一张参观票，顺序跟进就成。隔着窗户玻璃，看见当年毛泽东主席的起居室里，一张木板床上堆放的书籍，床上铺着的粗白布床单，联想到飞机上的那张床，那些书，以及毛泽东主席那开怀大笑的脸，两行热泪就止不住流下来。

　　毛泽东主席是独一无二的，他所拥有的性格、特点，也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独一无二的性格、特点造就出现当代史上独一无二的毛泽东。

　　有一个故事，说毛泽东主席还在做学生的时候，为锻炼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特意坐在喧闹的地方看书。这个故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但毛泽东主席在嘈杂的环境里，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除后天有意识的培养锻炼外，可以排除先天的因素吗?无论先天具备还是后来培养，毛泽东主席一旦集中精力，不管发生什么事对他都毫无影响那可是千真万确的。

　　60年代，毛泽东主席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人，可只要拿起书本仍旧是那样专心致志。毛泽东主席那时正在攻读英语，在飞机上经常捧着书本学习，那个认真的态度我们看着非常感动。有一回他从飞机起飞不久开始学，直至下滑、着陆、地面滑行，一直到停机坪停稳。他竟全然不知。我们不忍心去打搅他，坐在旁边，静静地等待着。半小时过去，毛泽东主席仍旧紧锁双眉，嘴唇不出声地动着，边看边读。可是那次偏偏有当地领导人到机场接他，他们等在飞机下面焦急地踱来踱去。我想这些领导人都很忙，几个人等主席一个人也不妥当，就开口提醒主席：

　　“主席，我们已经落地了。”

　　“嗯?落地啦?”

　　他转头看了看窗外，证实我的话是对的，才慢慢合上书，欠身站起来。

　　“好啊，轰我走啊?”

　　“不是我轰您呀，是下面首长都等着您啦。”

　　我明知道毛主席不过开开玩笑，但还是迫不及待地解释我的理由。毛泽东主席也不接我的话茬，自顾自地继续说：“也不留我们吃饭，小郭真是小气。不留我们吃饭我们就走吧。”

　　“主席，欢迎您再坐我们的飞机。”

　　走到机舱门口的毛泽东主席举起右手向我摆了摆。这只手曾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向着广场上那沸腾的人群，向着全中国劳苦大众，向着全世界瞩目北京的人们，无论他是敌人还是朋友，毛泽东主席都向他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双改天换地扭转干坤的巨手，同时又是一双充满人间温暖的手，通过这双手，传递着他的体贴和柔情。

　　尊师长、讲孝道，这是中国文化养育的美德。毛泽东主席虽然是封建社会旧制度的叛逆者，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但传统美德仍旧在他的身上熠熠放光。他称青年时代的老师“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永远是我的老师”。当他重返离别了32年的故土，祭扫父母的墓地时久久地徘徊不去，长时间沉默不语。毛泽东主席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尊老爱幼，要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有一回毛泽东主席非常严肃地问我：

　　“小郭呀，给家里寄钱吗?”

　　“不寄。”

　　我无所谓地回答。

　　“不寄可不行啊!父母养育你十几年不容易，可不能忘了父母的抚育之恩哪。”

　　毛泽东主席从来没有这样板着脸孔跟我说话，我惶惶不安地告诉他：

　　“我们家里不要我的钱。”

　　“给家里写信吗?”

　　“写信。”

　　看见毛泽东主席的表情缓和一些了，我的心才踏实一点。毛主席又嘱咐我：

　　“一定要经常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儿行千里母担忧’，不然，父母会挂念担心，不要给老人家平添忧愁。”

　　也许是人到老年容易多愁善感，也许是懊悔当年不曾在父母跟前尽孝心，也许是老年思子，总之，毛泽东主席不仅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明领袖，一代人杰，也是一位仁慈的长者，宽容的父亲，体贴的丈夫。这就是我眼里的毛泽东，我心中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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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was slept with Mao by that night, otherwise she might lose her job and life.

那个空姐一定被色毛御了

Go on  bragging , I don't believe you anymore!!!!!!!!!!!!!!!!

there is a book named "Mao and his women" it is a good book. Everybody should read it.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孙延军在美国申请避难(图)
DWNEWS.COM-- 2009年5月6日4:12:32(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海蓝／2008年到美国夏威夷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孙延军，周一在华府宣布退出共产党及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他说难以接受回国后用自己的心理学研究来协助官方控制国内的民众。他表示，国内的家人目前正受到当局的迫害。

5月4日，孙延军教授在美国举行记者会宣布退党并申请避难。（何山摄制）

拥有吉林大学博士学位，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孙延军，原本在完成美国夏威夷大学的访问学人一职之后将要回国，协助国家筹建宗教心理学研究所及宗教心理学实验室。周一，他不但没有回家，反而选择在华府的全国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与大陆当局“开战”。孙延军高姿态地宣布要退出中共国产党，在他身边协助召开记招的，则是2006年4月，在白宫南草坪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闹场的王文怡。

现年44岁的孙延军说，自己2008年受当局的指派，到美国从事宗教学心理学研究。回国之后，原本要为政府提供理论及数据，管理、控制、引导民间的宗教发展。美国的生活，发现这里的学风自由。他难以忍受，自己的研究，日后竟成为了专制政府的帮凶。使心理学变成“一种比酷刑更残忍、更隐秘、更精致、影响更广泛、更深刻、更持久的迫害镇压手段”。于是毅然决定出走。

六十分钟的记招，孙延军神情紧张，只有一两次面露笑容。在回应本台记者提问，是否有足够的心理尊备？国内家人怎算时？孙延军说，明白家人正受国家安全部门的骚扰，而他自己是研究心理学的，知道这几日与当局的心理战相当关键，于是索性关掉手机，也没有查看电子邮件，使来自大陆方面的干扰无法凑效。

孙延军说：“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家人遭到中共国家安全部门的骚扰，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前，已经考虑到了，为有人这样做，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几天，我是关掉了手机，已没有看电邮，中国大陆方面无法与我联系，我关闭这个通道，就是一种决心，一地要做这样的事。所以说，这就是一种心理战。”另外，孙延军呼吁国际社会制止大陆方面，骚扰他卧病在床的父母，而他还有一个妻子在国内。

孙延军披露，与他一样，由大陆派到海外访问研究的学者，都负有一种授命，回国后要将研究转化为协助当局如何统治。据他的保守统计，研究如何用心理学控制社会，大陆从1999年至今，就立项10多万项。资金除来自学校外，还有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统战部等。国家利用心理学，可以达到诽谤被镇压对象的声誉，迷惑他们的理智，欺骗他们的感情，动摇他们的意志，控制他们的行为，最终摧毁他们信仰的核心价值。至于国内的学者，为了有限的利益，积极参与这场助纣为虐的科研活动，这无疑是当代科学的耻辱。目前，他已经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

因为毛泽东曾发动过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等众多社会政治运动，反对者们批评他破坏了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外交。尽管无法得到官方数据的支持，但反对者们还是通过各种学术或者政治的方法估计出毛泽东發动的这些社会政治运动在一段漫长的时期内可能间接地导致了数千万人口正常或者非正常地死亡。而毛發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被中共官方彻底否定。

引用:

原帖由 zeus 於 2009-4-29 22:47 發表
“没结婚就没有小孩啦，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

　　在场的叶子龙、何廷一都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主席更是笑得仰倒在椅背上。

几个老色鬼调戏姑娘

1949年后﹐提出“ 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另一种意见认为， 毛泽东 虽然提出“ 百花 齐放 ，百家争鸣”，但仅仅是姿态，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 就是“ 阳谋”，  因为在这个 口号 的号召下提出了政治异见的 不少知识分子 后来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
毛泽东认为「革命」可以促使知识分子更加接近工人、农民等普通群众的运动。但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经受了一次浩劫，不重视文化、漠视思想的现象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部分人心中产生。中国大陆大量知识分子在建国后（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前期）都受到迫害。

1956年，針對知識份子對國家以及黨等事務有所意見，毛澤東提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对中共提出意见，希望藉知識份子的意見改良施政，但有些知識份子的意見愈來愈尖锐，甚至連「輪流坐莊、換黨執政」的意見也出爐，引來毛澤東的警覺。但他仍任由這些人去說，希望“  引蛇出洞”。

1957年，发动“   反右运动”， 五十五万在双百中提意见 的知识 分子 （包括党员 和非党员）被打成“  右派”，遭到批判和劳动改造。對於“   引蛇 出洞”是陰謀 的 問題，毛澤東稱這些不是“   陰謀”，而是“   陽謀”。

1957年，毛澤東在有全世界64个国家共产党高级代表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上发表即席讲话，在论及核大战时﹐他说：「為了世界革命的勝利，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在少数的观点中，有人据此推测认为毛泽东為了自己的目標，準備以無數中國人的生命作代價。

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希望能在短期内“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以全国 各地  土法炼钢，誓言超英赶美。 之后又实施人民公社制度。 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被合称为三面红旗。

毛澤東曾在同年12月9日，對八屆六中全會說：「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原子仗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結果，大躍進造成了逾30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批斗中共干部、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并展开大规模毁坏文物和书籍的“破四旧”运动。刘少奇被批斗并失去人身自由，遭迫害致死，邓小平也遭免职。

據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報告﹐在1955至1975二十年間﹐除中國等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外﹐所有發展中國家人均年糧平均提高14.28％﹐其中遠東地區發展中國家（均為我國近鄰）人均年糧平均提高15.44％。
同一時期我國人均年糧提高2.81％（1955年為604斤﹐1975年為621市斤）。
若按1956至1976二十年計﹐我國人均年糧提高-0.81%（1956年為620斤﹐ 1976年為615斤）。
最令毛及其黨人感到面上無光的﹐就是與自己宿敵相比﹐與海峽對岸的執政黨在農業方面的成就相比。就在毛澤東大搞合作化大辦人民公社的同時﹐臺灣島上的農民們在由政府推行的贖買性土地改革完成後﹐經過努力經營﹐很快就發家致富了。
就筆者所掌握的有限資料看﹕大陸人均產值﹐在1956年為261元人民幣（按當年價格算﹐下同）﹐在1976年為580元人民幣﹔臺灣人均產值﹐在1956年為141元美金﹐在1976年為1122元美金(8)。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二十年間﹐大陸人均產值提高幅度不足一倍﹐臺灣人均產值提高幅度則在五倍左右。
到了1992年﹐臺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為10﹐000元美金(9)﹐大陸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為2043元人民幣(10)─按當年人民幣與美金匯率5.72：１換算約為357元美金。
盡管按人均GNP算法與按人均GDP算法不同﹐並且按國際匯率計算收入與按實際購買力計算收入也有很大差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現在兩岸人民的收入差距已不能以道裡計了﹐已不是相差一兩個層次問題了。
今天中國大陸到處都有殷富的臺商在辦廠開店。據知情人說﹐來者多為臺灣中小企業家﹐其中相當一部份人就曾是農民。如今這些臺灣的老農民比起他們大陸的老同行來要神氣得多羅﹐竟以闊老板身份廉價地僱佣後者替他們打工﹐其中少數不良份子還僱佣後者的女兒給他們做露水夫妻。

這種情形﹐對於曾以農民為主力軍而進行了長期戰爭的中國革命來說﹐對於曾向農民猛拍胸脯而作出了種種許諾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一種令後者無地自容的諷刺。
盡管毛澤東淫威執政黨二十餘年﹐但其黨裡至今仍有一批還保持著正直品性的老共產黨人。可是﹐他們的正直品性將給他們自己帶來巨大的精神壓力﹐將使他們在面對上述情形時汗顏無地﹐既愧對那些曾經舍命支持過自己的中國農民﹐又羞對那些曾經慘敗於本黨的政治宿敵。
這後者則會於此情此景中唱出幸災樂禍的調子﹕
國共決戰﹐豈止戰場﹐最終還須市場見分曉﹔先敗於戰場﹐後興於市場﹐仍為不敗。這正合乎你們自己所尊奉的經濟決定論。過去﹐我們的水陸坦克車開不上大陸﹔如今﹐我們的山地自行車騎上了大陸。軍事反攻大陸﹐前途渺茫﹔經濟反攻大陸﹐捷報頻傳。
不過﹐就已超越政治怨恨的後代人來說﹐海峽兩邊的人大都是同根生者﹐那邊的人日子過得好些﹐這邊的人理應為之祝福。不過﹐這邊布衣草帽的窮親戚在與那邊穿金戴銀的富親戚打照面時﹐還是會心有所動的﹐會埋怨自家家長太不會過日子了﹐使得全家大小面黃肌瘦﹑缺衣少穿﹐出門碰到熟人常有臉上無光之感。
這一家子人苦的程度不全一樣。最苦者要數那些耕種家裡大片田畝的人。他們與大家長毛澤東在血緣上最近。

毛澤東無疑是給中國二十世紀這段歷史劃出最深痕跡的人物﹐不僅曾左右過他生前的中國﹐而且仍影響著他身後的中國。
毛一生有多重身份。有人稱之為政治家﹑思想家﹐有人稱之為權術家﹑陽謀家﹐有人稱之為老人家﹑潤之兄……筆者﹕[ 單少杰《毛澤東執政春秋》] 則以為在其所有身份中最重要者有兩個﹕
1949年前﹐他是一位農民起義領袖﹐發於山野﹐興於鄉間﹔
1949年後﹐他是一位穿著中山裝的新皇帝﹐治下臣民多為農民。
無論打江山還是坐江山﹐毛澤東都與農民有著非同尋常的關系。起先是﹐一方信誓旦旦﹑不斷許諾﹐另一方則忠心耿耿﹑不斷緊跟﹔結果是﹐一方來回折騰﹑不斷食言﹐另一方則疲於奔命﹑不斷失望。
土地革命時﹐毛委員對農民兄弟說﹐跟著我鬧革命﹐就能翻身得解放﹔後者聽之信之﹐並為之流血犧牲﹑在所不辭﹐以致“ 人民英雄紀念碑”下掩埋的 大多 是農民的白骨。
社會主義革命時﹐毛主席又對農民兄弟說﹐跟著我繼續干﹐就能過上好日子﹔後者又是聽之信之﹐並為之流汗受窮﹑任勞任怨﹐甚至為之餓肚子送命﹑一死數千萬。
可以說﹐毛澤東一生最對不起的人﹐就數曾生養他並支持他的中國老農民了。

與上述農業情況相比﹐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尤其是軍火工業發展較為迅速﹐在不到一代人時間裡就形成了一個從手槍到核潛艇都能制造的較為完整的生產體系。這應該說是相當了不起的。然而﹐這種發展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它是以剝奪農民為前提的﹐即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方式﹐把農民創造的許多財富無償地轉移到工業上去。
其次﹐它是以商品短缺為特徵的﹐如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所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的企業生產常常是一方面造成工業資源大量浪費﹐另一方面又導致工業產品嚴重不足﹐致使許多商品限量供應﹐買布要票證﹐買肥皂要票證﹐買自行車也要票證。
再次﹐它是縱比有餘而橫比不足﹐與其過去比有長足進步﹐但與其他一些國家比就不太樂觀了。在亞洲“四小龍”中﹐我們不好與香港和新加坡比﹐因為它們屬完全城市化地區﹐但可與臺灣和韓國比。後兩者在五十年代初曾與我們水平相當﹐到了七十年代末就把我們遠遠地拋在了後面。就世界范圍看﹐這幾十年中發生了多次新技術革命﹑多次產業結構調整﹐但都與我們失之交臂。新中國屢失良機。
再次﹐毛澤東時代的工業發展恰恰是以毛澤東本人不斷對之干擾為背景的。如毛鼓動的“ 大躍進”﹐名為“ 多快好省”﹐實為少慢差費﹐賠進大筆資金。 用 彭德 懷話說﹐如用這些資金買日用品﹐可以堆得象廬山那麼高。又如毛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名為“  抓革命﹐促生產”﹐實為停工停產﹐ 以致把整個國民經濟 搞到崩潰的邊緣。
最後﹐它是以人民貧困為代價的。城市勞動者雖比農民收入高些﹐但總還沒有擺脫那個“  窮”字。他們幹個十年二十年也就提個一級兩級工資﹑ 長個十塊 八塊錢﹐活了幾十年也就吃了幾十年飯﹑養了幾個孩子﹐此外別無所剩。

就政治统治方式来看，毛泽东执政二十馀年，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清除异己、不断集权於己的过程，即由多党联盟到一党专政、再到一人专政的过程。

起先，毛与其党人，通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战后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清除了中国大陆上的敌对党派，从而使自身成了没有政敌的执政党，实现了以我为主的单一同盟专政，即所谓“ 人民民主专政”。
在此“人民民主专政”内，有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也有以知识份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虽然前者实为说一不二的哥老大，后者仅为侧立一旁的小老弟，但这个专政仍有多党联盟的形式，仍有七嘴八舌的声音。
其后，毛又与其党人，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政治批判运动，尤其是“ 反右”运动，基本清除了“ 人民民主专政”内的爱提不同意见的民主人士， 进而 使自身成了这样一个执政党，既没有敢与之作对的政敌，又没有敢与之争论的诤友，实现了单一政党专政，即所谓“  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在此一党专政内，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能听到批评党主席的声音。毛每做一件大事，总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采取不同措施。
再后，毛又与其追随者，通过制造党内路线斗争，尤其是制造“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清除了执政党内的不同意见者，将一大批开国元勋打落台下。致使自己身边不存在任何能够分庭抗礼的人，最终实现了单一个人专政。
就思想统治方式来看，毛泽东执政二十馀年，可以说是一个大搞愚昧主义、大行愚民政策的过程，即不断在人民中制造傻瓜、在官吏中培养骗子的过程。
所有专制统治者对於被统治者都有一个最根本要求，就是“   服从”， 就是叫你 做什麽你就得做什麽。然而，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服从行为是受人的服从思想支配的。人的服从思想大体说来有两种类型：
一是出於恐惧；二是出於信服。
对於统治者来说，前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被迫性意识，它所支配的服从行为是低质量的或低效能的；后者则是一种心悦诚服的主动性意识，它所支配的服从行为则是高质量的或高效能的。因此，任何雄心勃勃的统治者都希望能够获得后一种服从。
同时，这些统治者也清楚地知道，要想获得后一种服从，就不能只是训练被统治者的行为，还要驯化他们的思想，为此，就要对其大搞愚昧主义：
一，尽可能地贬损其个人作用，以增强其依附感，使其不想表达独立见识─无此主观愿望；
二，尽可能地限制其获得真实信息，以增加其盲目性，使其不能表达独立见识─无此客观条件。
当服从者一旦失去自己的独立见识，也就成了一种工具性动物。当统治者一旦将其治下臣民塑造成这种工具性动物，也就把本应是劳心伤神的治国之道变成了陶然自得的牧民之道，只要吹吹牧笛、甩甩响鞭，就能把自己所拥有的大队畜群驱赶到任何地方，包括没有草的地方。
由於愚昧主义政策是以大多数人为对象的，因而实行起来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就需要有一支相应的干部队伍来做“   群众工作”。
这支干部队伍能够帮助广大群众明确“   适合於”他们身份的 社会角色 意识： 在伟大领袖面前，在社会整体之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伟大领袖，为了社会整体，个人的一切包括生命、财产和自由都可以抛弃。
这支干部队伍还能够帮助广大群众筛选“  适合於”他们口味的社会政治信息： 有的可告之，有的不可告之；有的虽可告之，但需作一番加工处理，或增之，或减之，或改之。
长此以往，这支干部队伍便逐渐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以及讲假话的技巧。做假已成为他们性格中的一部份。他们常常能够摆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架式，把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说得信誓旦旦，他们还常常能够作出一种心中有数的样子，把他们自己并不清楚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
在人民中制造傻瓜和在官吏中培养骗子，是一个统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也是任何愚昧主义施政方式所共同具有的两个基本方面。老人家在思想文化方面搞专制统治也不例外，一方 面 塑造出千百万可当枪使、 当炮用的“革命群众”， 另一方面又培养了一批批会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的“政治思想工作者”。(
执政之初，毛泽东或许没有这种意识、没有这种十分阴暗的动机；执政末了，老人家确已造成这种事实、造成这种极为丑陋的后果。

推薦一本好書﹐“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著者﹕京夫子。 毛老人家不只做了皇帝﹐過足了皇帝癮﹐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可是夠他玩夠癮啦。正如劉備所說“大丈夫當若是也”。